Saturday, October 30, 2021

1927年在香港荷里活道創辦的世界書局,

不是上海世界書局的分枝

查證1927年在香港上環荷里活道74號開設的世界書局,並不是上海世界書局的分局。上海世界書局最初是在1940年於中環皇后大道中33A開設分局,後來不知有沒有搬遷。四、五十年代, 曾與香港的世界書局同時在香港各自經營, 業務不大相同。業內人士對兩家世界書局有不同稱呼,以免混淆。
上海的世界書局甚為出名,1916或1917年在上海創辦, 起初我也以為香港的世界書局是它的分枝,但有次無意中看到一則1940年1月的《大公報》報導,指上海的世界書局來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3A開分局,便心生奇怪,不是早已開了分局嗎? 追查一下,原來上海的世界書局是在1937年8月,即七七盧溝橋事件爆發後不久,才計劃來香港開分局,而香港的世界書局,早於1927年在荷里活道開設,並於1939年12月在彌敦道461號開分店。那麼港滬的世界書局是否有關係呢?
另外,新加坡商人周星衢,1934年也在新加坡創辦了一家世界書局(後來發展成大眾書局)。周星衢1949年來香港發展業務,因香港當時已有世界書局,便開辦了世界出版社,出版各類書籍。香港兩位出版界前輩:甘豐穗和譚秀牧,五十年代均曾在此出版社工作。既然周星衢可在新加坡創辦一家世界書局,那香港的一家世界書局會否是香港人創辦的呢?
香港出版學會2018年5月出版的書:《書山有路——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當中一章:〈香港教育圖書零售業的發展〉,刊載2013年一次茶聚訪問,參與的幾位老行尊,包括當時已退休的香港世界書局總經理陳瑞德,他在訪問中沒有說香港的世界書局,是上海世界書局的分局。
但編輯在註釋中,指稱「世界書局原本是上海的出版機構,1927年來香港開業。」我於是致電該書主編查詢資料來源,她卻說不出,只知陳瑞德做過荷里活道和彌敦道的兩間世界書局。看來主編誤以為是同宗,把上海和香港的世界書局混為一談。她說陳瑞德先生已經離世,無法向他查證。
早於2004年,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半世紀風雲——專訪香港書業翹楚》一書,當中亦訪問了陳瑞德,他同樣隻字沒提過香港的世界書局,是上海世界書局的分局,可惜也沒有介紹荷里活道那間世界書局的創辦經過。
而從上海舊報章查找,1920年代並沒有上海的世界書局來香港開分局的報導。
請教藏書家許定銘先生,他建議我向譚秀牧先生查詢。譚先生回說,記得香港的世界書局不是上海的分局,很久以前的一次飯局上,已有人提及此問題,好像甘豐穗回應過,香港的世界出版社和荷里活道的世界書局,都與上海的世界書局無關。譚秀牧先生建議我查看另一位出版界前輩羅隼的著作《香港文化腳印》,書中好像曾提及相關的事。於是找出該書翻查, 在93頁〈名稱雷同書店〉這一章,確發現羅隼先生記述兩家世界書局並不從屬。
又多了一項證據,證明在香港荷里活道開辦的世界書局,並不是上海世界書局的分局。但至今未找到香港世界書局的開辦歷史。請各路高明不吝賜教。
而上海的世界書局在1949年後,自然逃不過被吞併的命運,有一脈到了台灣發展,至今仍存, 七十年代來過香港開分枝,當時冠上「臺灣」二字,稱為臺灣世界書局。在《書山有路——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279頁找到它的一張照片, 但照片主角不是它, 係我眼利看到它的大招牌。
根據舊報章資料, 香港的世界書局在1964年6月27日在旺角亞皆老街105號多開了一間分店, 而荷里活道的總店, 在1966年11月11日,遷往中環德輔道中144號。亞皆老街那間世界書局好像一直經營到1990年代才結業。

1980年代在旺角火車站行人天穚西望亞皆老街, 可見世界書局的大招牌


 

Tuesday, January 12, 2021

「梅綺事件」的質疑與搜證

九十年代中期,從謝永光那本書《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得知,盧敦在張瑛去世後,便在報章撰文指稱,香港被日軍佔領期間,梅綺曾在丈夫張瑛面前遭日軍強暴,一生悲慘云云。我當時的反應就是感到奇怪,為何盧敦要公開這件事?不是要保護性侵受害人的嗎? 

我去了圖書館,查看盧敦那本1992年出版的大作《瘋子生涯半世紀》。發現此事只是盧敦沒有證據的一面之辭。無奈不斷有人,包括謝永光,以至近年某些標榜研究香港歷史的臉書專頁,和只求點擊率的「內容農場」,不質疑、不查證,便當成真事來傳揚。難道梅綺去世了,就要受到這種對待? 

1966年在香港病逝的梅綺,於1956年出版過一書,名為《戲劇的人生》,投身教會後,於1963年又出版一書《生命證道集》,兩本書都有述及她的身世和經歷;而張瑛1956年11月至1957年3月間,亦在《大公報》娛樂版連載發表《張瑛自傳》。兩位當事人都有不少篇幅提及淪陷時期的遭遇,為何那些散播盧敦一面之辭的人,不引述張瑛和梅綺的說法?這對當事人公平嗎? 

盧敦在其書中的後記稱:1984年7月至1988年7月間,他在香港《文匯報》娛樂版每週陸續發表這一批文章,到1989年底,他從60多篇中選出30篇,輯錄成這本《瘋子生涯半世紀》。然而,書中每篇文章都沒有註明發表日期。寫梅綺那篇,題為:「梅綺悲慘的一生」。我翻查那幾年的《文匯報》,發現盧敦首先就寫錯發表的版面。 

他那個名為「半世紀瘋子生涯」的專欄,最初是逢周四,刊在副刊「華采」的版面下半部,上半部是淑女版,以女性裝扮及生活為主題。盧敦的文章有時佔整半版,有時與其他人寫的旅遊文章並列。到1986年,這專欄才搬到娛樂版刊登。

 盧敦在專欄描述的其他電影女星,如鄭孟霞、陳雲裳等,都用上很多捧場讚美的文字。唯獨對梅綺「出手甚重」,不但披露好些盧敦獨有的「不幸」消息,還語多嘲諷、篇幅特長。令筆者不禁懷疑盧敦和梅綺、張瑛之間有著什麼瓜葛?

 張瑛於1984年12月14日在加拿大病逝,盧敦同月22日在《文匯報》副刊發表一篇題為「悼念十四」的文章。(筆者按:張瑛在家中排行十四,影圈中人常以「十四」稱呼他)。此文亦收入他的書中。盧敦在文中,聲稱張瑛是其老友,情誼深厚,但行文似想揭發張瑛的私隠,當中寫道『毒』張瑛摧殘損害不淺……。」為何身為張瑛的好友?當張瑛一死,就張揚他的負面消息?張瑛是否與毒品有關?筆者至今僅見於盧敦筆下。

 〈悼念十四〉刊出後約兩個月的1985年3月1日,盧敦開始在其專欄發表〈梅綺悲慘的一生〉,連載兩個多月。該文首先描述梅綺的童年和入行經過,這些資料明顯來自梅綺的著作:《戲劇的人生》,但盧敦不但沒有註明出處,隠瞞梅綺有書傳世,他還沒有準確引用,使梅綺兩度離家出走,到香港謀生,變成了一次。

 梅綺和張瑛新婚後三日,即1941年12月8日,日本進軍九龍半島,他們跟大觀影片公司的職員一起,到了郊區的大觀新片廠躲藏。盧敦在這段獨家描述:幾名日軍搜查片廠時發現梅綺、林妹妹、鄭寶燕共三位女星,她們都慘被日軍蹂躪。張瑛眼看妻子遭施暴,「心靈上也受到無可醫治的創傷。」那麼事發時,盧敦是否在現場目擊?他如何得知?文中沒有半點交代。

 文章中段,寫梅綺和張瑛在1945年二戰和平後,感情破裂,醞釀離異。二人分處香港和廣州兩地。梅綺在香港和朋友合辦了一家「凱旋舞廳」謀生。有次,盧敦到香港,單獨探訪梅綺(文中沒交代具體年份日期),問及梅綺為何想離婚?按盧敦原文描述,梅綺稱:「因為她夫妻之間,有無法消除的感情上的嚴重負擔!」但她沒有說出具體詳情,「祇是低下頭來,用手去抹掉眼淚……。」於是盧敦「靜靜的想一想,領悟了,理解了!」之後,盧敦就寫了一大段譴責日本侵華的文字:「戰爭真是可詛咒的.....影響到他倆的精神和對人生的觀念...。」那麼盧敦在文中指稱梅、張二人離異的原因,豈非只是盧敦自己想像出來? 

查看梅綺的著作和張瑛的自傳,並沒有提及梅綺遭日軍強暴的事,但二人都提到在1941年12月8日,日軍空襲九龍半島後,他們跟大觀影片公司的人員,到了在鑽石山的大觀新片廠躲藏,待戰鬥結束,英軍投降。他們才返回市區,之後乘渡輪往港島,寄住在張瑛姐姐家裡,當時整個香港已淪入日軍手上,日方的宣傳人員不斷示意要他們為日方拍攝電影,他們為免被日軍利用,便伺機離開香港往內地去。

有人會認為,這樣不幸的經歷,張瑛和梅綺不會寫出來;但若事情屬實,鑽石山大觀片廠這事發現場,便是他們的「傷心地」,他們理應避而不提,為何這地方仍出現在二人的文章中?若真的發生這宗不幸事件,當事人不願提及,盧敦為何要寫出來?有什麼目的?

 而事件中另一名女星林妹妹,則出現在兩位電影人的記述中。第一位是粵語片導演李鐵,1960年1月至2月期間,他在《文匯報》其「銀壇憶舊」的專欄內,較仔細地描述鑽石山大觀片廠內的情況,指當時大觀人員連同家屬約共有二百人。李鐵當時是大觀的員工,從其行文看,事發時應身在現場。

 他描述約六、七名日軍搜查時,「幾個女孩子被犧牲了,而其中,就有當時正紅得發紫的林妹妹。如今想來,林妹妹之被犧牲,她的臨危不懼、臨難不苟,也使人感到她的大義凜然,值得肅然起敬。當時,林妹妹早已身披襤褸、污垢滿臉、經過喬裝,本不惹人注意。偏偏,她身旁另一女孩,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一下子便被敵軍所看中,立刻,一個滿臉鬍髭的傢伙向這女孩撲來,但說時遲那時快,林妹妹一閃身,挺身把女孩護衛,並且,一邊攔阻那禽獸的進攻,一邊撩起衣袂,……

 廿五年後的1985年,余慕雲撰寫的《香港電影掌故》(廣角鏡出版社),亦有簡略的類同記述。第95章介紹林妹妹的文章中,尾二段描述林妹妹「為人豪爽,有俠義心腸,樂於助人。日寇侵佔香港時,她和一群女性為了躲避日寇奸淫,匿藏一起,不幸被日寇發覺,她挺身而出,把日寇引向另一方向,犧牲了自己的貞節,挽救了其他女性免被姦淫。」余慕雲在書中沒有列明消息來源。

 至於梅綺,李鐵和余慕雲均沒有提及她有同樣遭遇,而根據梅綺的自述和娛樂報刊的記載,梅綺和林妹妹都因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被圈中暱稱為「阿八」,或「八姐」,盧敦會否張冠李戴,把林妹妹當成梅綺?還是有意而為?

 再翻查資料,盧敦發放張瑛、梅綺的負面消息,很可能跟政治有關。因為梅綺和張瑛原是香港左派勢力積極統戰的對象,在1956年3月,曾安排他們到廣州、北京等地參觀,體驗共產中國的新生活。可是,他們與左派勢力越走越遠。而盧敦在左派電影公司中不單是演員,還擔任編劇、導演、製片等工作,專責打理左派的飛龍製片公司。在六七暴動期間,他是香港左派反對港英迫害鬥委會的委員,在當年6月5日的電影界誓師大會上,發表「以文藝為武器,團結同胞鬥垮、鬥臭港英當局」的激烈講話,其地位和立場可見一斑。

梅綺1956年從大陸參觀回港後,沒有投向共產中國懷抱,反而更熱衷基督教信仰,1959年9月決意退出影圈,專注教會的傳道工作,先後去了東南亞和台灣從事宗教活動。梅綺1966年8月17日去世,正值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不久,激進勢力抬頭,香港左派的《大公報》翌日發表一大篇對梅綺頗為不敬的報導,用上這樣的標題:「宣揚『神醫』欺人自欺」、「梅綺久病拒醫昨病死」、「被美國牧師『點化』了殘生」!宗教、美國帝國主義,都是當時共產中國嚴厲批判的對象。 

大約半年後,文革風暴迫近香港,一向自許愛國的香港左派導演朱石麟,在1967年1月看了《文匯報》批評他的社論後,不堪刺激,腦溢血去世!與梅綺離婚後仍保持良好關係的張瑛, 對此事可能有所感悟,在同年三月脫離左派陣營,轉投右派的邵氏影業公司工作。是較早脫離左派陣營的高知名度影星。兩個月後,香港便爆發持續半年多的左派暴亂。

1967年3月6日工商晚報

在激進者眼中,梅綺和張瑛可說是「叛逆」、「逃兵」、「異類」!他們不像關德興、鄭孟霞、陳雲裳等有較高的統戰價值,所以在梅、張去世後,發放他們的負面消息,實不為奇。

以上是對「梅綺事件」的質疑。但到了2021年5月, 找到有關「梅綺事件」的新資料, 就是邵氏公司旗下《南國電影》月刊,早於197412月出版的一期,公開了「梅綺事件」。當中四版為「香港影壇三十年見聞錄專頁,作者署名「銀壇書生。估計是資深記者或影劇中人。他描述戰時在廣西走難途中,與幾個影劇界朋友的一次交談,得知梅綺事件。內文點出三名遭日軍強暴的女星,是梅綺、林妹妹和鄭寶燕。另外同年4月號,該專頁題為〈梅綺的變與失敗〉的長篇文章,亦有相關事件的略述。 

而重點在於,另一當事人張瑛1919-1984年12月14日)那時仍在世,是麗的電視藝員和邵氏公司演員。這期間未發現有張瑛否認「梅綺事件」的報導,《南國電影》也沒有刊出相關的更正啟示。

 根據這新發現,「梅綺事件」偏向可信。有自稱是盧後輩的網友留言,稱盧敦決定寫「梅綺事件」之前,曾經同行家討論過。並非要針對某人,而是希望後人要多了解日軍當年在香港作出的惡行。

然而, 他沒有尊重兩位已故當事人的意願,這樣處理「梅綺事件」是否恰當?見仁見智!


Friday, January 8, 2021

 《香港志》《總述 大事記》記述楊秀瓊失準

由團結香港基金成立的香港地方志中心,於2020年12月出版《香港志》的首冊:《總述 大事記》,書中第198頁,兩項有關楊秀瓊的得獎記錄不準確。 

1933年10月楊秀瓊代表香港,參加在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國運動會,是得到五項冠軍包括4項個人冠軍1項接力冠軍《總述 大事記》錯寫她得三項冠軍。

1934年5月,楊秀瓊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在馬尼拉舉行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是得到四項冠軍包括3項個人冠軍1項接力冠軍還奪得女子組全場總冠軍。《總述 大事記》錯寫得三面金牌。

https://hkstars2014.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