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19, 2020

站在胡適身旁的是誰?一次錯誤的圖片說明,使這張老照片中的胡先驌一再被誤作陳獨秀。

由2003年出版的《胡適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以至現時網絡維基百科對陳獨秀的介紹,都在以訛傳訛。研究陳獨秀的北京學者唐寶林指出:這個錯誤可追溯至1999年,由大陸研究胡適的專家耿雲志所編的書:《胡適及其友人》(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耿雲志與唐寶林同供職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寶林2004年考證時曾向耿雲志查詢,耿雲志承認照片的說明弄錯了。

但錯誤沒完沒了,2009年鳳凰衛視節目《文化大觀園》的陳獨秀專輯,仍繼續馮京作馬涼。 那麼胡先驌又是誰?經過中共幾十年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像胡先驌這樣在民國時期有過輝煌成就的人,大多已被遺忘。

他不僅是中國現代植物學的奠基者,還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學和社會思想評論家。大陸思想界近年大談社會民主主義,胡先驌早於1948年,便參與組織一個類似英國工黨的社會黨,與朱光潛等十多名學者連署發表了題為《中國的出路》的社會黨政綱,對經濟提出費邊式的社會主義,主張國家控制資本的擴張,在政治上提倡自由主義、漸進式民主,政綱指出:「沒有政治的民主,經濟平等便失去了基礎。如果政治是在少數人獨裁之下,即便能有經濟的平等,也只是賜予的,統治者隨時可以收回這種賜予。」可惜這位曾被毛澤東稱為「中國生物學界老祖宗」的著名學者(中共黨史出版社的《陸定一傳》記載),最終沒逃得過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胡先驌1894年生於江西南昌一個官宦世家,自幼學習古詩文史,有深厚的國學基礎。父親中年早逝後,家道中落。他18歲考獲江西省首批留美學生資格,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農學院修讀森林植物學,希望以農林實業發展中國經濟。他曾表示:「乞得種樹術,將以療國貧」。 胡先驌1916年畢業回國後,先後擔任江西省廬山森林局副局長、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後改名為中央大學)的農科教授,兼新創辦的生物學系主任。他與秉志、錢崇澍等在南京共同籌建中國第一個民間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的生物研究所,他擔任植物部主任,主要領導並參加華東和長江流域各省的植物採集和調查研究工作,並與鄒秉文等共同編著了中國第一本供大學生物系使用的中文書籍《高等植物學》。

 1923年,胡先驌再度赴美,以兩年時間,在哈佛大學完成《中國有花植物屬志》,這是學術界首次全面整理中國的植物分類,他以此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於1928年與秉志等,在北京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其後出任該所的植物部主任,及兼任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生物學教授。

 1932至1940年,他擔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並參與發起中國植物學會,為該學會的首任會長,推動了廬山森林植物園和雲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為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的創建和發展。 之後,他被聘為國立中正大學(南昌大學前身)首任校長。1944年,因處理該校學潮問題,跟國民政府官員意見相左,他為了維護學生,憤然辭去校長一職。

胡先驌1946年重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期間,與中央大學的鄭萬鈞教授發現了採集於四川萬縣的水杉新種,這是古代生物、地理、地質歷史等科學研究的珍貴資料,被視為植物學的重大發現,受到國際科學界關注。 中國學術界公認為文理通才的胡先驌,其貢獻不僅在於植物學領域,他還是一位關心社會的知識份子,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發出過許多不同的聲音。在19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他與吳宓、梅光迪等創辦人文學術刊物《學衡》,致力維護中國文化,發揚國學,被稱為《學衡》派,他們對胡適等推崇西方文化很不以為然。胡先驌身為《學衡》派的主將多次跟胡適展開論戰,成為文壇佳話。他與胡適原是在留美時期認識的好朋友,二人都經過西方自由思想的洗禮,雖然有爭論,但無損友誼。那張被誤認作陳獨秀的老照片,便是他和胡適1925年12月於上海一次聚會時的合影,胡適把照片題為:「兩個反對的朋友」,可見二人胸襟。現在看來,胡先驌當年反對提倡白話文,未免過於保守,但他不少論及中國文化的觀點都很有見地,值得後人深思,尤其他提倡「超越中西古今之爭」的新人文主義,更具有積極意義。

 胡先驌為人正直執著,率性而高傲,他不滿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對中共上台前聲稱的「民主協商」存有幻想,沒料到自己的留美背景和政治取向,根本無法令中共信任,1949年以後便不斷受到排擠。他主持的靜生生物調查所被中共接管後,只能出任三級研究員,在隨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還屢受批判。

1954年,胡先驌撰寫《植物分類學簡編》,針對蘇聯農科院院長李森科的「小麥變黑麥」遺傳學論點,作出嚴厲的學術批評,指李森科是靠政治勢力來支持其偽科學理論。在當時中共一面倒親蘇的形勢下,中國學界膽敢公開批評蘇聯重用的科學家,胡先驌可說是第一人。結果該書被停止發行,胡先驌遭到批判,但他鐵骨錚錚,堅決不認錯,不檢討。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諮詢機構)成立時,早於1948年便當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胡先驌,便沒有被選為學部委員。幸而中蘇關係在1956年開始惡化,胡先驌對李森科的批評不久便得到平反,加上中國科學院和植物所的領導較好地執行了保護科學家的政策,胡先驌在1957年沒有被打成右派。

 可是文革風暴驟至,胡先驌厄運難逃,遭到迫遷和連番批鬥,住房門前還被釘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據其女兒回憶:「從1966年8月到1968年這二十三個月中,我家大約被抄了六、七次,絕大部分的生活用品、書籍、文物字畫、文稿、信件等均被抄走,連過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對我父母進行人身侮辱。」1968年7月16日早上,身心飽受摧殘的胡先驌在住所心臟病發逝世,終年74歲。

 享譽國際,高壽99歲的香港著名植物學家胡秀英,雖然記憶力衰退,對近期的事情大多記不清楚,但在2009春節前夕,筆者拿著胡先驌的資料到中文大學探訪她時,她指著胡先驌的名字說:「他在南京當教授的,是哈費第一位拿植物學博士的中國人!」

她跟胡先驌同姓胡,不知是否有親戚關係和交往?胡老說:「沒有,我從沒有見過他,也沒交往。我讀中學時,他已當教授,他是前輩,我1946年才去哈費唸博士。」筆者告訴她,胡先驌在文革時逝世了。胡老沉默了一會後語重心長地說:「這個我不知道!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應好好緬懷前人的事跡,不要忘記歷史!」

 2009年3月苜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