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2003年出版的《胡適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以至現時網絡維基百科對陳獨秀的介紹，都在以訛傳訛。研究陳獨秀的北京學者唐寶林指出：這個錯誤可追溯至1999年，由大陸研究胡適的專家耿雲志所編的書：《胡適及其友人》（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耿雲志與唐寶林同供職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寶林2004年考證時曾向耿雲志查詢，耿雲志承認照片的說明弄錯了。
但錯誤沒完沒了，2009年鳳凰衛視節目《文化大觀園》的陳獨秀專輯，仍繼續馮京作馬涼。
那麼胡先驌又是誰？經過中共幾十年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像胡先驌這樣在民國時期有過輝煌成就的人，大多已被遺忘。
他不僅是中國現代植物學的奠基者，還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學和社會思想評論家。大陸思想界近年大談社會民主主義，胡先驌早於1948年，便參與組織一個類似英國工黨的社會黨，與朱光潛等十多名學者連署發表了題為《中國的出路》的社會黨政綱，對經濟提出費邊式的社會主義，主張國家控制資本的擴張，在政治上提倡自由主義、漸進式民主，政綱指出：「沒有政治的民主，經濟平等便失去了基礎。如果政治是在少數人獨裁之下，即便能有經濟的平等，也只是賜予的，統治者隨時可以收回這種賜予。」可惜這位曾被毛澤東稱為「中國生物學界老祖宗」的著名學者（中共黨史出版社的《陸定一傳》記載），最終沒逃得過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胡先驌1894年生於江西南昌一個官宦世家，自幼學習古詩文史，有深厚的國學基礎。父親中年早逝後，家道中落。他18歲考獲江西省首批留美學生資格，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農學院修讀森林植物學，希望以農林實業發展中國經濟。他曾表示：「乞得種樹術，將以療國貧」。
胡先驌1916年畢業回國後，先後擔任江西省廬山森林局副局長、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後改名為中央大學）的農科教授，兼新創辦的生物學系主任。他與秉志、錢崇澍等在南京共同籌建中國第一個民間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的生物研究所，他擔任植物部主任，主要領導並參加華東和長江流域各省的植物採集和調查研究工作，並與鄒秉文等共同編著了中國第一本供大學生物系使用的中文書籍《高等植物學》。
1923年，胡先驌再度赴美，以兩年時間，在哈佛大學完成《中國有花植物屬志》，這是學術界首次全面整理中國的植物分類，他以此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於1928年與秉志等，在北京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其後出任該所的植物部主任，及兼任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生物學教授。
1932至1940年，他擔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並參與發起中國植物學會，為該學會的首任會長，推動了廬山森林植物園和雲南省農林植物研究所（為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的創建和發展。 之後，他被聘為國立中正大學（南昌大學前身）首任校長。1944年，因處理該校學潮問題，跟國民政府官員意見相左，他為了維護學生，憤然辭去校長一職。
胡先驌1946年重任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期間，與中央大學的鄭萬鈞教授發現了採集於四川萬縣的水杉新種，這是古代生物、地理、地質歷史等科學研究的珍貴資料，被視為植物學的重大發現，受到國際科學界關注。
中國學術界公認為文理通才的胡先驌，其貢獻不僅在於植物學領域，他還是一位關心社會的知識份子，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發出過許多不同的聲音。在19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他與吳宓、梅光迪等創辦人文學術刊物《學衡》，致力維護中國文化，發揚國學，被稱為《學衡》派，他們對胡適等推崇西方文化很不以為然。胡先驌身為《學衡》派的主將多次跟胡適展開論戰，成為文壇佳話。他與胡適原是在留美時期認識的好朋友，二人都經過西方自由思想的洗禮，雖然有爭論，但無損友誼。那張被誤認作陳獨秀的老照片，便是他和胡適1925年12月於上海一次聚會時的合影，胡適把照片題為：「兩個反對的朋友」，可見二人胸襟。現在看來，胡先驌當年反對提倡白話文，未免過於保守，但他不少論及中國文化的觀點都很有見地，值得後人深思，尤其他提倡「超越中西古今之爭」的新人文主義，更具有積極意義。
胡先驌為人正直執著，率性而高傲，他不滿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對中共上台前聲稱的「民主協商」存有幻想，沒料到自己的留美背景和政治取向，根本無法令中共信任，1949年以後便不斷受到排擠。他主持的靜生生物調查所被中共接管後，只能出任三級研究員，在隨後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還屢受批判。
1954年，胡先驌撰寫《植物分類學簡編》，針對蘇聯農科院院長李森科的「小麥變黑麥」遺傳學論點，作出嚴厲的學術批評，指李森科是靠政治勢力來支持其偽科學理論。在當時中共一面倒親蘇的形勢下，中國學界膽敢公開批評蘇聯重用的科學家，胡先驌可說是第一人。結果該書被停止發行，胡先驌遭到批判，但他鐵骨錚錚，堅決不認錯，不檢討。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諮詢機構）成立時，早於1948年便當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胡先驌，便沒有被選為學部委員。幸而中蘇關係在1956年開始惡化，胡先驌對李森科的批評不久便得到平反，加上中國科學院和植物所的領導較好地執行了保護科學家的政策，胡先驌在1957年沒有被打成右派。
可是文革風暴驟至，胡先驌厄運難逃，遭到迫遷和連番批鬥，住房門前還被釘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據其女兒回憶：「從1966年8月到1968年這二十三個月中，我家大約被抄了六、七次，絕大部分的生活用品、書籍、文物字畫、文稿、信件等均被抄走，連過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對我父母進行人身侮辱。」1968年7月16日早上，身心飽受摧殘的胡先驌在住所心臟病發逝世，終年74歲。
享譽國際，高壽99歲的香港著名植物學家胡秀英，雖然記憶力衰退，對近期的事情大多記不清楚，但在2009春節前夕，筆者拿著胡先驌的資料到中文大學探訪她時，她指著胡先驌的名字說：「他在南京當教授的，是哈費第一位拿植物學博士的中國人！」
她跟胡先驌同姓胡，不知是否有親戚關係和交往？胡老說：「沒有，我從沒有見過他，也沒交往。我讀中學時，他已當教授，他是前輩，我1946年才去哈費唸博士。」筆者告訴她，胡先驌在文革時逝世了。胡老沉默了一會後語重心長地說：「這個我不知道！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應好好緬懷前人的事跡，不要忘記歷史！」
2009年3月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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