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香港的無綫和彩色電視廣播誕生

 

1967年，香港的電視業出現突破發展，港人迎來了無線和彩色的電視廣播。如同很多新科技面世一樣，無線和彩色的電視廣播，最初也遇到不少困難和挑戰。

麗的映聲有線電視於1957年5月29日啟播後，香港進入了電視時代。隨著電視科技快速發展，香港政府早於1961年中就積極考慮引進無線電視廣播，委派了工作小組撰寫研究報告，及草擬監管法例，於1964年11月4日完成立法程序，批出一個為期十五年、享有五年專利的無線電視廣播商業牌照，之後便招標挑選承辦商，報載當時共有八個財團競投。最終港府於1966年1月26日公佈，主要由英資的和記、太古，伙同華資的希慎、邵氏等組成的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簡稱TVB 、無線電視）取得經營權。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擁有中、英文台各一條頻道的無線電視於1967年11月19日正式啟播。

在這五年多的蘊釀期間，社會有不少聲音擔憂香港山多高樓多，會影響無線電視訊號的收發。但工程人員克服了這項困難，選擇了慈雲山這市內地勢較高的位置興建發射塔，又陸續在全港不同的高山地點，包括金山、青山、九龍坑山、南丫島及砵甸乍山等興建訊號轉發站，並推介市民使用俗稱「魚骨天線」的電視訊號接收器改善電視畫面質素。因此天台佈滿「魚骨天線」的景象，也成了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天線廣告

然而，在高山上興建訊號轉發站的工程難度頗高，TVB在金山的工程，便發生了直升機墜毀意外，導致一死四傷，成為香港電視史上第一宗致命事故。事發在1968年8月30日，TVB租用了當時全港唯一一架商用直升機，運載器材到金山山頂興建中的轉發站。近中午時份，直升機準備卸下第六批器材時，機身突然失去平衡墜毀，一名搬沙工人蔡田走避不及，被機葉擊中當場喪生，機師及地面三名工作人員受傷。當局要出動軍方直升機協助救援。

彩色播映方面，彩色電視機在1967年中開始進軍香港市場，部份名牌電視機更在酒店或大會堂舉行大型的推廣活動，但由於早期彩色電視機十分昂貴，黑白電視機較為普及。而TVB啟播初期，因技術所限，本地製作的節目並未能做到彩色播放，所以很多人或許忘記了香港的無線電視台是全球第一家啟播時就有彩色播映的電視台，即是當時用戶只要擁有彩色電視機，便可收看那些本身是彩色製作的電視節目和電影。

無線啟播前兩日公佈的節目安排

無線啟播日,麗的中文台和無線的節目表

TVB早期公佈的節目表，都會註明哪些節目是彩色製作。英文台晚上播放的節目九成以上都是彩色，啟播日首映的彩色節目，是下午6時半播出的美國和路迪士尼片集《彩色世界》。中文台方面，首個彩色節目是啟播晚8時播出的外國配音片集《鼠縱隊》（Rat Patrol)，隨後在8時半播出的國語長片《楊貴妃》（邵氏兄弟公司1962年出品，李麗華主演），是首套在香港電視上播放的彩色華語電影。啟播後翌日播出的綜藝節目《歡樂今宵》，到了1971年1月26日農曆大除夕開始，由黑白轉為彩色播映，成為TVB首個本地製作的彩色節目。

為了加強宣傳，TVB在啟播前兩個半月的9月4日起，在尖沙咀海運大廈大堂舉辦為期一個月的無線電視機展覽及試播活動。參展的電視機來自35個生產商，合其100多具，最便宜的是一部港產9吋黑白電視機，售價395元，最貴的是歐洲名廠的彩色電視機，售價4800多元。日本生產的則屬中等價格。當年政府文員二至十級的月薪，由415元至5000元，一般市民的月薪都在1000元以下。雖然那時收看無線電視節目不用收費，但擁有無線電視機，跟擁有有線電視機一樣，要每年向政府繳付36元牌照費。直到1972年4月1日，香港政府認為電視機不再是奢侈品，才取消這項徵費。

TVB在海運大廈的試播活動由中午12時至3時，及下午5時至7時半舉行，除了請來歌星、樂隊演唱，還有時裝表演，影星訪問等環節，吸引了大批市民圍觀。由於當時正值暴動高峰期，這項宣傳活動不幸亦成為襲擊目標。在9月23日約下午1時，工作人員在距離表演台約50呎處，發現有兩個用鐵罐包裝的可疑物品，其後證實是一真一假的炸彈，由軍火專家到場引爆，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到了11月19日（周日）啟播當天，中英文台在早上9時便開始現場直播澳門舉行的格蘭披治大賽車。直至下午4時，港督戴麟趾乘坐直升機，飛抵位於廣播道的TVB新廈，親臨主持啟播儀式。TVB首個電視劇《太平山下》亦在當日晚上10時播出，是每周半小時一集的處境喜劇，以都市中產家庭生活為題材。

啟播初期，中文台每天下午4時半開播，周一至五先是播映粵語長片，6時播《星報青年節目》，由許冠傑及蓮花樂隊主持；6時半是《體育節目》；7點半是新聞報導；8點播映另一套粵語長片；9點半是《歡樂今宵》，10時半播晚間新聞，11點是外國配音片集《愛登士家庭》。11點半便結束全日節目。周六、日的開播節目分別是配音西片及各類體育比賽。

另外，TVB在新聞報導方面也有兩項嶄新的安排，就是新聞報導員全由男性擔任，以別於麗的映聲由女性擔任新聞報導員的傳統，並起用華人擔任英文台的新聞報導員，英語流利見稱的劉家傑是出任這職務的第一人。當時TVB在其官方刊物《香港電視》，以「一種打破傳統的行動，無線電視用中國人主持英語新聞報導」為標題，作兩版篇幅的介紹。

麗的映聲有線電視為了應對競爭對手的啟播，除了提早開播及加強節目內容，亦曾採取法律行動，以圖阻撓無線的電視播映進一步擴展。在1968年4月，由於港府修訂版權法例，有利TVB可在公營屋邨安裝公共天線，引起麗的方面不滿，在英國聘請大律師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控告香港政府違反與麗的呼聲公司的協議，要求禁制該修訂法例生效及索償，但同年6月被判敗訴。

無線電視廣播這種新興媒體的出現，正配合香港經濟起飛的轉變，普羅大眾需要更多免費娛樂和資訊。所以短短幾年間，無線電視的發展趨勢已不可逆轉。根據香港政府1973年初出版的《香港年報》，截至1972年底，香港家庭有百分之七十九點六安裝了電視機，其中五十五萬具是收看無線電視，收看麗的映聲有線電視的只有四萬三千具，可同時收看有線及無線的有八萬三千具。麗的映聲也不得不在1973年爭取無線廣播牌照，同年11月1日起停播一個月更新器材。1973年12月起，正式轉為無線彩色播映。直到二十年後的1993年10月31日，香港才再次出現收費的有線電視。

潘惠蓮搜記於2017年10月,《傳媒透視》網站首發, 2018年修訂。

1927年在香港荷里活道創辦的世界書局,

不是上海世界書局的分枝

查證１９２７年在香港上環荷里活道74號開設的世界書局，並不是上海世界書局的分局。上海世界書局最初是在1940年於中環皇后大道中３３Ａ開設分局,後來不知有沒有搬遷。四、五十年代, 曾與香港的世界書局同時在香港各自經營, 業務不大相同。業內人士對兩家世界書局有不同稱呼,以免混淆。

上海的世界書局甚為出名，1916或1917年在上海創辦, 起初我也以為香港的世界書局是它的分枝，但有次無意中看到一則１９４０年１月的《大公報》報導，指上海的世界書局來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３３Ａ開分局，便心生奇怪，不是早已開了分局嗎? 追查一下，原來上海的世界書局是在１９３７年８月，即七七盧溝橋事件爆發後不久，才計劃來香港開分局，而香港的世界書局，早於１９２７年在荷里活道開設，並於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彌敦道４６１號開分店。那麼港滬的世界書局是否有關係呢?

另外，新加坡商人周星衢，１９３４年也在新加坡創辦了一家世界書局（後來發展成大眾書局）。周星衢１９４９年來香港發展業務，因香港當時已有世界書局，便開辦了世界出版社，出版各類書籍。香港兩位出版界前輩：甘豐穗和譚秀牧，五十年代均曾在此出版社工作。既然周星衢可在新加坡創辦一家世界書局，那香港的一家世界書局會否是香港人創辦的呢?

香港出版學會２０１８年５月出版的書:《書山有路——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當中一章：〈香港教育圖書零售業的發展〉，刊載２０１３年一次茶聚訪問，參與的幾位老行尊，包括當時已退休的香港世界書局總經理陳瑞德，他在訪問中沒有說香港的世界書局，是上海世界書局的分局。

但編輯在註釋中，指稱「世界書局原本是上海的出版機構，１９２７年來香港開業。」我於是致電該書主編查詢資料來源，她卻說不出，只知陳瑞德做過荷里活道和彌敦道的兩間世界書局。看來主編誤以為是同宗，把上海和香港的世界書局混為一談。她說陳瑞德先生已經離世，無法向他查證。

早於２００４年，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半世紀風雲——專訪香港書業翹楚》一書，當中亦訪問了陳瑞德，他同樣隻字沒提過香港的世界書局，是上海世界書局的分局，可惜也沒有介紹荷里活道那間世界書局的創辦經過。

而從上海舊報章查找，１９２０年代並沒有上海的世界書局來香港開分局的報導。

請教藏書家許定銘先生，他建議我向譚秀牧先生查詢。譚先生回說，記得香港的世界書局不是上海的分局，很久以前的一次飯局上，已有人提及此問題，好像甘豐穗回應過，香港的世界出版社和荷里活道的世界書局，都與上海的世界書局無關。譚秀牧先生建議我查看另一位出版界前輩羅隼的著作《香港文化腳印》，書中好像曾提及相關的事。於是找出該書翻查, 在９３頁〈名稱雷同書店〉這一章，確發現羅隼先生記述兩家世界書局並不從屬。

又多了一項證據，證明在香港荷里活道開辦的世界書局，並不是上海世界書局的分局。但至今未找到香港世界書局的開辦歷史。請各路高明不吝賜教。

而上海的世界書局在１９４９年後，自然逃不過被吞併的命運，有一脈到了台灣發展，至今仍存, 七十年代來過香港開分枝，當時冠上「臺灣」二字，稱為臺灣世界書局。在《書山有路——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２７９頁找到它的一張照片, 但照片主角不是它, 係我眼利看到它的大招牌。

根據舊報章資料, 香港的世界書局在1964年6月27日在旺角亞皆老街105號多開了一間分店, 而荷里活道的總店, 在1966年11月11日,遷往中環德輔道中144號。亞皆老街那間世界書局好像一直經營到1990年代才結業。

1980年代在旺角火車站行人天穚西望亞皆老街, 可見世界書局的大招牌

 

「梅綺事件」的質疑與搜證

九十年代中期，從謝永光那本書《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得知，盧敦在張瑛去世後，便在報章撰文指稱，香港被日軍佔領期間，梅綺曾在丈夫張瑛面前遭日軍強暴，一生悲慘云云。我當時的反應就是感到奇怪，為何盧敦要公開這件事？不是要保護性侵受害人的嗎？ 

我去了圖書館，查看盧敦那本1992年出版的大作《瘋子生涯半世紀》。發現此事只是盧敦沒有證據的一面之辭。無奈不斷有人，包括謝永光，以至近年某些標榜研究香港歷史的臉書專頁，和只求點擊率的「內容農場」，不質疑、不查證，便當成真事來傳揚。難道梅綺去世了，就要受到這種對待？ 

1966年在香港病逝的梅綺，於1956年出版過一書，名為《戲劇的人生》，投身教會後，於1963年又出版一書《生命證道集》，兩本書都有述及她的身世和經歷；而張瑛1956年11月至1957年3月間，亦在《大公報》娛樂版連載發表《張瑛自傳》。兩位當事人都有不少篇幅提及淪陷時期的遭遇，為何那些散播盧敦一面之辭的人，不引述張瑛和梅綺的說法？這對當事人公平嗎? 

盧敦在其書中的後記稱：1984年7月至1988年7月間，他在香港《文匯報》娛樂版每週陸續發表這一批文章，到1989年底，他從60多篇中選出30篇，輯錄成這本《瘋子生涯半世紀》。然而，書中每篇文章都沒有註明發表日期。寫梅綺那篇，題為：「梅綺悲慘的一生」。我翻查那幾年的《文匯報》，發現盧敦首先就寫錯發表的版面。 

他那個名為「半世紀瘋子生涯」的專欄，最初是逢周四，刊在副刊「華采」的版面下半部，上半部是淑女版，以女性裝扮及生活為主題。盧敦的文章有時佔整半版，有時與其他人寫的旅遊文章並列。到1986年，這專欄才搬到娛樂版刊登。

 盧敦在專欄描述的其他電影女星，如鄭孟霞、陳雲裳等，都用上很多捧場讚美的文字。唯獨對梅綺「出手甚重」，不但披露好些盧敦獨有的「不幸」消息，還語多嘲諷、篇幅特長。令筆者不禁懷疑盧敦和梅綺、張瑛之間有著什麼瓜葛？

 張瑛於1984年12月14日在加拿大病逝，盧敦同月22日在《文匯報》副刊發表一篇題為「悼念十四」的文章。（筆者按：張瑛在家中排行十四，影圈中人常以「十四」稱呼他）。此文亦收入他的書中。盧敦在文中，聲稱張瑛是其老友，情誼深厚，但行文似想揭發張瑛的私隠，當中寫道：「『賭』與『毒』對張瑛摧殘損害不淺……。」為何身為張瑛的好友？當張瑛一死，就張揚他的負面消息？張瑛是否與毒品有關？筆者至今僅見於盧敦筆下。

 〈悼念十四〉刊出後約兩個月的1985年3月1日，盧敦開始在其專欄發表〈梅綺悲慘的一生〉，連載兩個多月。該文首先描述梅綺的童年和入行經過，這些資料明顯來自梅綺的著作：《戲劇的人生》，但盧敦不但沒有註明出處，隠瞞梅綺有書傳世，他還沒有準確引用，使梅綺兩度離家出走，到香港謀生，變成了一次。

 梅綺和張瑛新婚後三日，即1941年12月8日，日本進軍九龍半島，他們跟大觀影片公司的職員一起，到了郊區的大觀新片廠躲藏。盧敦在這段獨家描述：幾名日軍搜查片廠時發現梅綺、林妹妹、鄭寶燕共三位女星，她們都慘被日軍蹂躪。張瑛眼看妻子遭施暴，「心靈上也受到無可醫治的創傷。」那麼事發時，盧敦是否在現場目擊？他如何得知？文中沒有半點交代。

 文章中段，寫梅綺和張瑛在1945年二戰和平後，感情破裂，醞釀離異。二人分處香港和廣州兩地。梅綺在香港和朋友合辦了一家「凱旋舞廳」謀生。有次，盧敦到香港，單獨探訪梅綺（文中沒交代具體年份日期），問及梅綺為何想離婚？按盧敦原文描述，梅綺稱：「因為她夫妻之間，有無法消除的感情上的嚴重負擔！」但她沒有說出具體詳情，「祇是低下頭來，用手去抹掉眼淚……。」於是盧敦「靜靜的想一想，領悟了，理解了！」之後，盧敦就寫了一大段譴責日本侵華的文字：「戰爭真是可詛咒的．．．．．影響到他倆的精神和對人生的觀念．．．。」那麼盧敦在文中指稱梅、張二人離異的原因，豈非只是盧敦自己想像出來？ 

查看梅綺的著作和張瑛的自傳，並沒有提及梅綺遭日軍強暴的事，但二人都提到在1941年12月8日，日軍空襲九龍半島後，他們跟大觀影片公司的人員，到了在鑽石山的大觀新片廠躲藏，待戰鬥結束，英軍投降。他們才返回市區，之後乘渡輪往港島，寄住在張瑛姐姐家裡，當時整個香港已淪入日軍手上，日方的宣傳人員不斷示意要他們為日方拍攝電影，他們為免被日軍利用，便伺機離開香港往內地去。

有人會認為，這樣不幸的經歷，張瑛和梅綺不會寫出來；但若事情屬實，鑽石山大觀片廠這事發現場，便是他們的「傷心地」，他們理應避而不提，為何這地方仍出現在二人的文章中？若真的發生這宗不幸事件，當事人不願提及，盧敦為何要寫出來？有什麼目的？

 而事件中另一名女星林妹妹，則出現在兩位電影人的記述中。第一位是粵語片導演李鐵，1960年1月至2月期間，他在《文匯報》其「銀壇憶舊」的專欄內，較仔細地描述鑽石山大觀片廠內的情況，指當時大觀人員連同家屬約共有二百人。李鐵當時是大觀的員工，從其行文看，事發時應身在現場。

 他描述約六、七名日軍搜查時，「幾個女孩子被犧牲了，而其中，就有當時正紅得發紫的林妹妹。如今想來，林妹妹之被犧牲，她的臨危不懼、臨難不苟，也使人感到她的大義凜然，值得肅然起敬。當時，林妹妹早已身披襤褸、污垢滿臉、經過喬裝，本不惹人注意。偏偏，她身旁另一女孩，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一下子便被敵軍所看中，立刻，一個滿臉鬍髭的傢伙向這女孩撲來，但說時遲那時快，林妹妹一閃身，挺身把女孩護衛，並且，一邊攔阻那禽獸的進攻，一邊撩起衣袂，……」

 廿五年後的1985年，余慕雲撰寫的《香港電影掌故》（廣角鏡出版社），亦有簡略的類同記述。第95章介紹林妹妹的文章中，尾二段描述林妹妹「為人豪爽，有俠義心腸，樂於助人。日寇侵佔香港時，她和一群女性為了躲避日寇奸淫，匿藏一起，不幸被日寇發覺，她挺身而出，把日寇引向另一方向，犧牲了自己的貞節，挽救了其他女性免被姦淫。」余慕雲在書中沒有列明消息來源。

 至於梅綺，李鐵和余慕雲均沒有提及她有同樣遭遇，而根據梅綺的自述和娛樂報刊的記載，梅綺和林妹妹都因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被圈中暱稱為「阿八」，或「八姐」，盧敦會否張冠李戴，把林妹妹當成梅綺？還是有意而為？

 再翻查資料，盧敦發放張瑛、梅綺的負面消息，很可能跟政治有關。因為梅綺和張瑛原是香港左派勢力積極統戰的對象，在1956年3月，曾安排他們到廣州、北京等地參觀，體驗共產中國的新生活。可是，他們與左派勢力越走越遠。而盧敦在左派電影公司中不單是演員，還擔任編劇、導演、製片等工作，專責打理左派的飛龍製片公司。在六七暴動期間，他是香港左派反對港英迫害鬥委會的委員，在當年6月5日的電影界誓師大會上，發表「以文藝為武器，團結同胞鬥垮、鬥臭港英當局」的激烈講話，其地位和立場可見一斑。

梅綺1956年從大陸參觀回港後，沒有投向共產中國懷抱，反而更熱衷基督教信仰，1959年9月決意退出影圈，專注教會的傳道工作，先後去了東南亞和台灣從事宗教活動。梅綺1966年8月17日去世，正值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不久，激進勢力抬頭，香港左派的《大公報》翌日發表一大篇對梅綺頗為不敬的報導，用上這樣的標題：「宣揚『神醫』欺人自欺」、「梅綺久病拒醫昨病死」、「被美國牧師『點化』了殘生」！宗教、美國帝國主義，都是當時共產中國嚴厲批判的對象。 

大約半年後，文革風暴迫近香港，一向自許愛國的香港左派導演朱石麟，在1967年1月看了《文匯報》批評他的社論後，不堪刺激，腦溢血去世！與梅綺離婚後仍保持良好關係的張瑛, 對此事可能有所感悟，在同年三月脫離左派陣營，轉投右派的邵氏影業公司工作。是較早脫離左派陣營的高知名度影星。兩個月後，香港便爆發持續半年多的左派暴亂。

1967年3月6日工商晚報

在激進者眼中，梅綺和張瑛可說是「叛逆」、「逃兵」、「異類」！他們不像關德興、鄭孟霞、陳雲裳等有較高的統戰價值，所以在梅、張去世後，發放他們的負面消息，實不為奇。

以上是對「梅綺事件」的質疑。但到了2021年5月, 找到有關「梅綺事件」的新資料, 就是邵氏公司旗下《南國電影》月刊，早於1974年12月出版的一期，公開了「梅綺事件」。當中四版為「香港影壇三十年見聞錄」專頁，作者署名「銀壇書生」。估計是資深記者或影劇中人。他描述戰時在廣西走難途中，與幾個影劇界朋友的一次交談，得知梅綺事件。內文點出三名遭日軍強暴的女星，是梅綺、林妹妹和鄭寶燕。另外同年4月號，該專頁題為〈梅綺的變與失敗〉的長篇文章，亦有相關事件的略述。 

而重點在於，另一當事人張瑛（1919－1984年12月14日）那時仍在世，是麗的電視藝員和邵氏公司演員。這期間未發現有張瑛否認「梅綺事件」的報導，《南國電影》也沒有刊出相關的更正啟示。

 根據這新發現，「梅綺事件」偏向可信。有自稱是盧敦後輩的網友留言，稱盧敦決定寫「梅綺事件」之前，曾經同行家討論過。並非要針對某人，而是希望後人要多了解日軍當年在香港作出的惡行。

然而, 他沒有尊重兩位已故當事人的意願，這樣處理「梅綺事件」是否恰當？見仁見智！

 《香港志》之《總述 大事記》記述楊秀瓊失準

由團結香港基金成立的香港地方志中心，於2020年12月出版《香港志》的首冊：《總述 大事記》，書中第198頁，兩項有關楊秀瓊的得獎記錄不準確。 

1933年10月，楊秀瓊代表香港,參加在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國運動會，是得到五項冠軍，包括4項個人冠軍，1項接力冠軍。《總述 大事記》錯寫她得三項冠軍。

1934年5月，楊秀瓊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在馬尼拉舉行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是得到四項冠軍，包括3項個人冠軍，1項接力冠軍，還奪得女子組全場總冠軍。《總述 大事記》錯寫得三面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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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出版的《香港游泳史》之錯漏

郭彩明（右）與母親李仲瑜攝於1928年,母女同為游泳高手

(圖片來源:1929年1月上海的良友畫報)

　　2020年12月，由台灣的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香港游泳史》，第25至26頁有關楊秀瓊的資料有失準之處，詳列於下：

一．指她於1930年，在女子50米和100米自由式獲冠軍。這描述不確。事實她當年共參加了四項重要賽事，各賽項都得到優異成績。包括：

１．9月21—23日，參加在廣州舉行的全廣東省第三屆水上運動 大會。得100米自由式和400米自由式冠軍、100米蛙式冠軍，總績分得全場女子冠軍。

２．回港後，參加9月28日舉行的南華體育會第七屆水運會。得50米、100米和400米自由泳、200米蛙式、100米背泳共五項冠軍。

３．10月10日參加全港華人公開游泳賽，得女子渡海泳(紅磡至北角)及100米背泳冠軍；200米蛙式和400米自由式亞軍、100米自由泳季軍，總分奪女子個人總冠軍。

４．10月14日，首次參加中外泳手一起出賽的全港公開渡海泳賽(尖沙咀至中環)，以破紀錄成績得女子組冠軍。 

二．1933年，她代表香港參加第五屆全國運動會，不是第四屆。

三．1934年，她代表中華民國到菲律賓參加第十屆遠東運動會，這屆不是首次有女子泳賽。四年前，即1930年在日本舉行的第九屆遠東運動會，才是首次有女子泳賽，當年香港首次派出兩名女泳手朱教新和陳玉輝，代表中華民國參加，最終各賽項由日本女泳手包辦冠、亞、季軍。這兩屆的女子泳賽皆為表演賽項，未列作錦標賽。

 四．楊秀瓊父親楊柱南是在1933至1935年出任南華體會游泳部主任。楊秀珍是楊秀瓊的姐姐，大她兩歲，不是妹。

 五．楊秀瓊第二任丈夫陳真廣是印尼華僑，不是泰國華僑。

 　　另外，全書都沒有提及: 首位在全港公開渡海泳賽奪得冠軍的首位華籍泳手，誠屬遺憾。這位是於1928年10月勝出的郭彩明小姐，屬南華體育會泳將。她當年奪冠意義重大，為華人社群帶來很大鼓舞，激勵了不少華人參與游泳運動，因這賽項是與外籍泳手公開較量的機會，中國長期積弱, 有民族意識的香港華人, 都希望在比賽中為國、為華人爭光。。

郭彩明是體育界名人郭晏波的女兒, 當時年僅15歲。郭晏波時任南華體育會執事,也是該會創辦人之一, 他的太太李仲瑜亦是參加過渡海泳賽的泳壇高手。同年,即1928年11月,   郭彩明和母親一起到廣州, 參加全廣東省第十一屆運動大會, 郭彩明獲女子組游泳冠軍, 其母亦得到半英哩長途泳賽的第一名。

翌年,   即1929年, 郭彩明再度參加全港公開渡海泳賽, 衛冕失敗, 只得亞軍。其後她到廣州中山大學升學,  淡出泳壇。繼她之後, 有成績更彪炳的楊秀瓊崛起,   她在1930年的全港公開渡海泳賽, 以破紀錄成績奪冠, 當時還未足12歲。

有關楊秀瓊的生平事蹟請參閱《尋找美人魚楊秀瓊---香港一代女泳將抗日秘辛》https://hkstars2014.blogspot.com/

1933,香港是全球首映電影《白金龍》的地方

首齣在各地華人社會創下高票房紀錄的粵語片《白金龍》,雖然在上海拍攝,但香港是此電影的首映之地,時為1933年9月27日。之前四日的廣告,註明影片已抵港。現時好些大陸網料都錯指《白金龍》最先在上海公映,又錯指香港在當年11月才公映。

有上海報章作證, 《白金龍》在上海被安排於當年中秋節,即1933年10月4日公映, 比香港遲了七天。廣告上註明南方影片公司(薛覺先創辦)出品, 天一影片公司(邵氏兄弟創辦)攝製。不是天一出品。之前一日廣告標示, 廣州也是在當年中秋節與上海同步公映。

由於電影非常賣座,香港的中央戲院公映七日後, 不斷有戲院重映,再重映。廣告稱: 薛覺先與唐雪卿合演對答,在本港方面乃破天方之創舉!

1960年粵語片《難兄難弟》來自環球小說叢的《難兄難弟》

得BOOK友幫忙,近日終於看到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旗下的環球小說叢,於1959年5月29日出版的楊天成作品:《難兄難弟》,內容正是1960年粵語片《難兄難弟》的劇情, 該片由光藝製片公司出品,秦劍導演,謝賢、胡楓主演。 電影與原著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兩位男主角的名字。謝賢的角色原叫朱魯,片中改名為吳聚財,胡楓的角色原叫甄昭,片中改名為周日清。

因此相信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指楊天成在《成報》發表連載小說《難兄難弟》後, 為環球出版社撰寫三毫子小說。這說法並不正確。楊天成何時在《成報》發表過《難兄難弟》?劉以鬯並無提供資料, 即使在《成報》發表過同樣叫《難兄難弟》的作品,也不可能是1960年粵語片《難兄難弟》的內容。原因--- 

 1.如果楊天成曾在《成報》發表過內容相同的《難兄難弟》,環球不可能拿競爭對手《成報》登過的小說來出書。 

 2.楊天成寫的中篇小說《難兄難弟》,發表於1959年5月29日出版的環球小說叢, 內容相同的電影版《難兄難弟》緊接在一年後的1960年8月11日公映。時間脗合當時電影界開拍暢銷流行小說的模式。

  3.《難兄難弟》公映時的廣告也註明是環球小說叢作家楊天成名著改編。

  4.劉以鬯是在1990年代編撰《香港文學作家傳略》,1996年出版,而楊天成早於1969年去世。劉以鬯跟楊天城這類作家不熟絡,他收錯風寫錯料不出奇。 

 5.香港電影資料館2006年出版《現代萬歲──光藝的都市風華》一書，闆述光藝製片公司在香港生產電影的歷史,   並訪問了該公司負責人, 指出1960年出品的粵語片《難兄難弟》是改編自環球小說叢的楊天成作品《難兄難弟》。 

中文大學圖書館2009年12月出版的《香港文學通訊》第77期, 沿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那個證據欠奉的說法, 還把內容進一步錯誤演譯。《香港文學通訊》指楊天成”在《成報》發表連載小說《難兄難弟》後，獲環球出版社聘用，撰寫「四毫子小說」"; 又指楊天成是其中一位以四毫子小說成名的小說作家。 事實楊天成在1950年代已成名,自1961年初開始, 三毫子小說才加價至四毫子,出現所謂"四毫子小說", 楊天成獲環球出版社聘用時,仍是三毫子小說的時代。 

 環球出版社是在1956年10月初推出每冊售三毫子的環球小說叢，不久，楊天成就參與這種小說的寫作。現時能見到環球小說叢最早的106期目錄,楊天成的作品在第21期出現。在《難兄難弟》發表前,楊天成已有11篇小說在環球小說叢發表。 

 要注意,《環球小說叢》並不是香港第一種三毫子小說, 羅斌也不是 "三毫子小說之父"。它之前,已有虹霓出版社於1955年2月初推出的《小說報》, 這才是三毫子小說之始。請看---https://paratext.hk/?p=2940

《難兄難弟》公映首日的報章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