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綺事件」的質疑與搜證

九十年代中期，從謝永光那本書《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得知，盧敦在張瑛去世後，便在報章撰文指稱，香港被日軍佔領期間，梅綺曾在丈夫張瑛面前遭日軍強暴，一生悲慘云云。我當時的反應就是感到奇怪，為何盧敦要公開這件事？不是要保護性侵受害人的嗎？ 

我去了圖書館，查看盧敦那本1992年出版的大作《瘋子生涯半世紀》。發現此事只是盧敦沒有證據的一面之辭。無奈不斷有人，包括謝永光，以至近年某些標榜研究香港歷史的臉書專頁，和只求點擊率的「內容農場」，不質疑、不查證，便當成真事來傳揚。難道梅綺去世了，就要受到這種對待？ 

1966年在香港病逝的梅綺，於1956年出版過一書，名為《戲劇的人生》，投身教會後，於1963年又出版一書《生命證道集》，兩本書都有述及她的身世和經歷；而張瑛1956年11月至1957年3月間，亦在《大公報》娛樂版連載發表《張瑛自傳》。兩位當事人都有不少篇幅提及淪陷時期的遭遇，為何那些散播盧敦一面之辭的人，不引述張瑛和梅綺的說法？這對當事人公平嗎? 

盧敦在其書中的後記稱：1984年7月至1988年7月間，他在香港《文匯報》娛樂版每週陸續發表這一批文章，到1989年底，他從60多篇中選出30篇，輯錄成這本《瘋子生涯半世紀》。然而，書中每篇文章都沒有註明發表日期。寫梅綺那篇，題為：「梅綺悲慘的一生」。我翻查那幾年的《文匯報》，發現盧敦首先就寫錯發表的版面。 

他那個名為「半世紀瘋子生涯」的專欄，最初是逢周四，刊在副刊「華采」的版面下半部，上半部是淑女版，以女性裝扮及生活為主題。盧敦的文章有時佔整半版，有時與其他人寫的旅遊文章並列。到1986年，這專欄才搬到娛樂版刊登。

 盧敦在專欄描述的其他電影女星，如鄭孟霞、陳雲裳等，都用上很多捧場讚美的文字。唯獨對梅綺「出手甚重」，不但披露好些盧敦獨有的「不幸」消息，還語多嘲諷、篇幅特長。令筆者不禁懷疑盧敦和梅綺、張瑛之間有著什麼瓜葛？

 張瑛於1984年12月14日在加拿大病逝，盧敦同月22日在《文匯報》副刊發表一篇題為「悼念十四」的文章。（筆者按：張瑛在家中排行十四，影圈中人常以「十四」稱呼他）。此文亦收入他的書中。盧敦在文中，聲稱張瑛是其老友，情誼深厚，但行文似想揭發張瑛的私隠，當中寫道：「『賭』與『毒』對張瑛摧殘損害不淺……。」為何身為張瑛的好友？當張瑛一死，就張揚他的負面消息？張瑛是否與毒品有關？筆者至今僅見於盧敦筆下。

 〈悼念十四〉刊出後約兩個月的1985年3月1日，盧敦開始在其專欄發表〈梅綺悲慘的一生〉，連載兩個多月。該文首先描述梅綺的童年和入行經過，這些資料明顯來自梅綺的著作：《戲劇的人生》，但盧敦不但沒有註明出處，隠瞞梅綺有書傳世，他還沒有準確引用，使梅綺兩度離家出走，到香港謀生，變成了一次。

 梅綺和張瑛新婚後三日，即1941年12月8日，日本進軍九龍半島，他們跟大觀影片公司的職員一起，到了郊區的大觀新片廠躲藏。盧敦在這段獨家描述：幾名日軍搜查片廠時發現梅綺、林妹妹、鄭寶燕共三位女星，她們都慘被日軍蹂躪。張瑛眼看妻子遭施暴，「心靈上也受到無可醫治的創傷。」那麼事發時，盧敦是否在現場目擊？他如何得知？文中沒有半點交代。

 文章中段，寫梅綺和張瑛在1945年二戰和平後，感情破裂，醞釀離異。二人分處香港和廣州兩地。梅綺在香港和朋友合辦了一家「凱旋舞廳」謀生。有次，盧敦到香港，單獨探訪梅綺（文中沒交代具體年份日期），問及梅綺為何想離婚？按盧敦原文描述，梅綺稱：「因為她夫妻之間，有無法消除的感情上的嚴重負擔！」但她沒有說出具體詳情，「祇是低下頭來，用手去抹掉眼淚……。」於是盧敦「靜靜的想一想，領悟了，理解了！」之後，盧敦就寫了一大段譴責日本侵華的文字：「戰爭真是可詛咒的．．．．．影響到他倆的精神和對人生的觀念．．．。」那麼盧敦在文中指稱梅、張二人離異的原因，豈非只是盧敦自己想像出來？ 

查看梅綺的著作和張瑛的自傳，並沒有提及梅綺遭日軍強暴的事，但二人都提到在1941年12月8日，日軍空襲九龍半島後，他們跟大觀影片公司的人員，到了在鑽石山的大觀新片廠躲藏，待戰鬥結束，英軍投降。他們才返回市區，之後乘渡輪往港島，寄住在張瑛姐姐家裡，當時整個香港已淪入日軍手上，日方的宣傳人員不斷示意要他們為日方拍攝電影，他們為免被日軍利用，便伺機離開香港往內地去。

有人會認為，這樣不幸的經歷，張瑛和梅綺不會寫出來；但若事情屬實，鑽石山大觀片廠這事發現場，便是他們的「傷心地」，他們理應避而不提，為何這地方仍出現在二人的文章中？若真的發生這宗不幸事件，當事人不願提及，盧敦為何要寫出來？有什麼目的？

 而事件中另一名女星林妹妹，則出現在兩位電影人的記述中。第一位是粵語片導演李鐵，1960年1月至2月期間，他在《文匯報》其「銀壇憶舊」的專欄內，較仔細地描述鑽石山大觀片廠內的情況，指當時大觀人員連同家屬約共有二百人。李鐵當時是大觀的員工，從其行文看，事發時應身在現場。

 他描述約六、七名日軍搜查時，「幾個女孩子被犧牲了，而其中，就有當時正紅得發紫的林妹妹。如今想來，林妹妹之被犧牲，她的臨危不懼、臨難不苟，也使人感到她的大義凜然，值得肅然起敬。當時，林妹妹早已身披襤褸、污垢滿臉、經過喬裝，本不惹人注意。偏偏，她身旁另一女孩，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一下子便被敵軍所看中，立刻，一個滿臉鬍髭的傢伙向這女孩撲來，但說時遲那時快，林妹妹一閃身，挺身把女孩護衛，並且，一邊攔阻那禽獸的進攻，一邊撩起衣袂，……」

 廿五年後的1985年，余慕雲撰寫的《香港電影掌故》（廣角鏡出版社），亦有簡略的類同記述。第95章介紹林妹妹的文章中，尾二段描述林妹妹「為人豪爽，有俠義心腸，樂於助人。日寇侵佔香港時，她和一群女性為了躲避日寇奸淫，匿藏一起，不幸被日寇發覺，她挺身而出，把日寇引向另一方向，犧牲了自己的貞節，挽救了其他女性免被姦淫。」余慕雲在書中沒有列明消息來源。

 至於梅綺，李鐵和余慕雲均沒有提及她有同樣遭遇，而根據梅綺的自述和娛樂報刊的記載，梅綺和林妹妹都因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被圈中暱稱為「阿八」，或「八姐」，盧敦會否張冠李戴，把林妹妹當成梅綺？還是有意而為？

 再翻查資料，盧敦發放張瑛、梅綺的負面消息，很可能跟政治有關。因為梅綺和張瑛原是香港左派勢力積極統戰的對象，在1956年3月，曾安排他們到廣州、北京等地參觀，體驗共產中國的新生活。可是，他們與左派勢力越走越遠。而盧敦在左派電影公司中不單是演員，還擔任編劇、導演、製片等工作，專責打理左派的飛龍製片公司。在六七暴動期間，他是香港左派反對港英迫害鬥委會的委員，在當年6月5日的電影界誓師大會上，發表「以文藝為武器，團結同胞鬥垮、鬥臭港英當局」的激烈講話，其地位和立場可見一斑。

梅綺1956年從大陸參觀回港後，沒有投向共產中國懷抱，反而更熱衷基督教信仰，1959年9月決意退出影圈，專注教會的傳道工作，先後去了東南亞和台灣從事宗教活動。梅綺1966年8月17日去世，正值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不久，激進勢力抬頭，香港左派的《大公報》翌日發表一大篇對梅綺頗為不敬的報導，用上這樣的標題：「宣揚『神醫』欺人自欺」、「梅綺久病拒醫昨病死」、「被美國牧師『點化』了殘生」！宗教、美國帝國主義，都是當時共產中國嚴厲批判的對象。 

大約半年後，文革風暴迫近香港，一向自許愛國的香港左派導演朱石麟，在1967年1月看了《文匯報》批評他的社論後，不堪刺激，腦溢血去世！與梅綺離婚後仍保持良好關係的張瑛, 對此事可能有所感悟，在同年三月脫離左派陣營，轉投右派的邵氏影業公司工作。是較早脫離左派陣營的高知名度影星。兩個月後，香港便爆發持續半年多的左派暴亂。

1967年3月6日工商晚報

在激進者眼中，梅綺和張瑛可說是「叛逆」、「逃兵」、「異類」！他們不像關德興、鄭孟霞、陳雲裳等有較高的統戰價值，所以在梅、張去世後，發放他們的負面消息，實不為奇。

以上是對「梅綺事件」的質疑。但到了2021年5月, 找到有關「梅綺事件」的新資料, 就是邵氏公司旗下《南國電影》月刊，早於1974年12月出版的一期，公開了「梅綺事件」。當中四版為「香港影壇三十年見聞錄」專頁，作者署名「銀壇書生」。估計是資深記者或影劇中人。他描述戰時在廣西走難途中，與幾個影劇界朋友的一次交談，得知梅綺事件。內文點出三名遭日軍強暴的女星，是梅綺、林妹妹和鄭寶燕。另外同年4月號，該專頁題為〈梅綺的變與失敗〉的長篇文章，亦有相關事件的略述。 

而重點在於，另一當事人張瑛（1919－1984年12月14日）那時仍在世，是麗的電視藝員和邵氏公司演員。這期間未發現有張瑛否認「梅綺事件」的報導，《南國電影》也沒有刊出相關的更正啟示。

 根據這新發現，「梅綺事件」偏向可信。有自稱是盧敦後輩的網友留言，稱盧敦決定寫「梅綺事件」之前，曾經同行家討論過。並非要針對某人，而是希望後人要多了解日軍當年在香港作出的惡行。

然而, 他沒有尊重兩位已故當事人的意願，這樣處理「梅綺事件」是否恰當？見仁見智！